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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长江“中国的西北角”节选（十一）——酒泉见闻
编者按：1935-1936年期间，民国记者范长江来到大西北，进行了历时十个月，行程6000多公里的深入考察，所著旅行通讯在《大公报》上连载，引起了全国轰动，范长江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。这些通讯后来被辑为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一书出版，半年内即重印7次，后被翻译成外文出版，产生巨大影响，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。以下节选范长江在甘肃酒泉的所见所闻。
范长江（1909～1970），著名记者、编辑
策马望酒泉
二十二日别了深沟，西行三十里硷地，至盐池驿，盐池驿北有天然大盐池，故名。有人家约百家，因为盐池的出产，大家直接间接总可得些利益，所以一般的生活情形，总比深沟要强一些。我们小马队到驿街之后，有几个衣服肮脏如乞丐的老头，走来给我们骝马。他们的目的在希望得几个代价抽大烟。记者见他们的衣上佩有符号，细视之，才知道他们还是“壮丁队”的队员。啊！好“老”的“壮丁队”！
策马望酒泉，西行路径
盐池里的盐，谁都可以去挖，只要你自己有家伙。盐的原价，每百斤是大洋五角。但是一上岸，就得每百斤上二元三角的重税，成为二元八角的高价！盐本来是人类生活必需品，尤其劳动者，食盐比普通人为多。有些国家对于盐是不收税的，而我们不但收税，而且税得如此之重。此地民生如此其痛苦，不见当局有任何设施，以福利民生，只知道设税卡子要老百姓的现成钱，似乎太说不过去！
盐池西面又是四十里无人烟的硷地，北风劲烈，小雪纷纷，面如刀刮，为记者到西北来稀遇之奇寒。
双井子有人家十余，记者暂入一家屋内避风。奈屋中仅一暖炕，主人全家四五口尽在炕上作过年食品，除老主人夫妇外，尚有红衣绿裤的大小姐与新媳妇，亦在炕上工作。记者进屋后，她们皆急得无地自容，避实无处可避，不走开又觉得和年青的生男客坐在一个炕上，又太有点不好意思。她们再也不能安静的继续工作，陷入了局促不安的可怜可笑的状态中。记者无奈，只好自已知趣的别了主人，再跨上马背，继续我雪风中的长征！
双井子之西，和东面是一样的荒凉，风更大，幸而记者全身藏人装束，除脸部外尚不感十分利害的寒气。走了三十里左右，路旁有一小方型单间的土屋，屋门口站立着一位非常健壮美丽的少妇。她用手挡着眼前的大风，伸长脖子，似乎向荒草滩中探视什么的样子。一会儿，草滩那面一匹雄骏的白马，载着一个壮年男子，如箭似的奔来。他们两人很快乐的进了土屋，留了白马看门，不知道传说的薛仁贵回窑（按：典故，唐代名将薛仁贵功成名就，衣锦还乡），是不是如此光景？
潮剧《薛仁贵回窑》海报
因为风大，我们总是低着头走，突然从者用马鞭指着西南上叫记者注意。记者从风雪交加中，只见西南上有较高的积雪山梁，并没有怎样特奇的地方，又低了头走。从者再以鞭指得高些，再请注意，记者随所指处注力视之，立刻精神为之一变。原来西南上的雪山高出寻常，几次往上移动视线，才看见了耸入天际的高峰，这正是祁连山的主峰（按：团结峰，又名岗则吾结，位于青海海西州天峻县，是祁连山脉最高峰，海拔5800米），高度在二万英尺以上，比记者所站立的地面还要高一万五千英尺之谱。明人戴弁吟祁连说：“气吞沙漠千山远，势压番戎六月寒。”诗气之雄壮颇足与祁连山势相当。
团结峰
傍暮，共行一百一十里至黄泥坝。此地亦仅不及十家的住户，穷困不减深沟。妇人们都穿单裤，十四五岁的女孩还光着屁股！水井因为冻冰，所以只是化冰作饮料。从者向他们买喂马的麸料，他们拿不出来。他们说平常他们就没有机会吃到大米糠和麦麸子，通常是吃黄米糠。我们的马要吃麦麸子和豌豆之类的“料”，他们自己人都吃不到，那还有卖的呢！
他们说，他们迟早也逃到外方去了。这里“款子”收得紧，没有钱，挨打受不过。而且不是今天“练壮丁”，就是明天“编保甲”，弄得大家鸡犬不宁。他们村长自己家里有“监”，可以监禁他所管的百姓！一个妇人更愤愤的说，她家里欠村长三元款子没有缴足，十几只绵羊被村长赶去，成为他的所有，另外还借了每月二角五分利一元的大利款子三块大洋，缴了所欠的款子，才算了事！这几天黄泥坝的几家人已经弄得一无所有了。“过年？过年只有看见人家热闹！”她无望的叹息。
店主人的小公子，在次日黎明就挟着书往外走，记者因赶路每天总是微明起床，我奇怪他这样早去上学。他说，他们先生自己兼带着种地的，迟去一点，恐怕他上田地上去了！同店也住着一位酒泉小学教师，他穿一件浅蓝色污旧的单竹布长衫，没有任何的行李，和一位送他的苦力在炕上抽大烟。第二天他就这样光光的一身冒着风雪上路，要说教育界的“清苦”，我看这样就算到了极点了。不过，他那种长衫皮底鞋的风度，在本地乡下人看来，仍不失为“一派斯文”。
临行前，主人收了我们不多的钱。另外他却和一位瘦长黄脸、戴貂皮小帽、穿黑长衫马褂的公事人模样的人，在唧唧咕咕，手里拿了一张纸条，你看了我看，我看了你的谈着。记者有点奇怪，接过他们的条子来看，上面写道：“今摊到省上来委员大人，人x名，马x匹，白面x斤，油x斤，料x斗…”记者承蒙他们官封“委员”，虽大小阶级尚未明定，而一夜寄宿之情，竟不惜以名器相假，诚使人啼笑皆非！一方面我们过路客人，实在非“省上”“委员大人”之贵，我们人马的消费完全照价付款，自无用其“摊”，而且我们消费的也没有单上开的那样多的数量。假如记者要不发现，这一村的老百姓，又将负担冤枉的款子了。
我们过了黄泥坝，就算入了酒泉盆地了，成排和独立的树林，单个和聚处的村庄，把眼前的景致点缀得有充分的生气。二十里到一大镇，叫临水。镇中商店都贴上鲜红的春联，因为今天已经是除夕，明天是新年初一了。有一家比较整齐的商店，正在写各种春联，记者乃下马挥毫，给他们写十几副充满喜气的成句对子，然后上马直奔酒泉。
又二十里至马坊，一群无精打采的中年男子坐在家里炕上混光阴，面上都是饥色。记者进屋休息，问他们过年安好。一个瘦白的汉子白了我一眼，接着说：“过年？借了临水镇里吴家六块大祥，每一元每月三角利，现在共计借了十个月，该利十八元，还不知道这利再算不算利！现在什么都当完了，还差好些，再过一年，我这辈子永远还不清了！”记者替他算算，单利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三百六十！后来知道记者写春联的那家，就是商人地主兼高利贷的吴家，心中颇为懊悔。
马坊离酒泉只有二十里了。风雪似乎来送“年”，比昨天更加劲，路上常有单衣单裤徒步的妇人，急急忙忙的走着，头上缠着薄被，抵抗风雪，但又不能不留一个眼晴在外面看路。今天是除夕了，环境还不让和她的丈夫或者子女在家里布置年节！同是人类，而苦乐相差，竟至如此！
酒泉的近郊，仍属不冻泉水所灌溉的肥沃田园，不下于张掖。城垣不及张掖之广大，而街市之整齐则驾于前者而上之。
酒泉走向地狱中
记者以除夕到酒泉，次日即为旧历新年，各行皆歇业休息。穿红挂绿之妇女儿童往来贺年，爆竹灯火熙熙攘攘，予旅人以深刻之刺激。但是尽管是新年时候，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十岁以下无衣褂全身灰泥的乞丐儿童。
有几条背风的街道，记者简直在晚间没有勇气经过。这般几平全身赤裸的孩子，在夜间，他们就在门角墙脚，乃至无水的水沟里藏了起来。你如果用手电去照，这里一堆三个，那里 一堆二个，彼此挤得紧紧的睡下了。到了夜间十时以后，气候变为酷寒，这般孩子渐渐忍受不了，他们于是本于童性的自然，放声哭出他们求救的惨痛哀声：“妈妈呀！冻得很呀！”“爸爸呀！救命呀！冷死人呀！”“老爷太太呀！实在冻得受不了呀！”…有时天气特别寒冷，一两条街的灾童一齐号啕大哭起来，哀声震动全城！
记者也去参观过所谓“救济院”，院里的设备和管理，就和一些破产的男女老幼自由偶尔聚集到一个地方，没有两样。东睡一个病人，西睡一个老汉，尿屎污水，随处横行，房屋破烂，管理全废。我以为如果让他们自己散开去寻生路，起码还可以减少些彼此疾病传染的危险。
酒泉本来是大商业口岸的地方，为新疆、包头、兰州以及新疆南路商业上的转输点。一位商业上的朋友指给记者，某家铺面从前是二十万，某家铺面从前是三十万，现在都关门了。自然一般经济的不景气，和新疆政治情形的变化，当然是使酒泉商业衰落的原因，而酒泉自身所有的破坏社会生活的势力，我们不能不加以特别的研究。
（按：1933～1944年，新疆在盛世才的统治下，实际上已脱离民国之控制）
盛世才
酒泉和张掖一样，农民最大的出产，全靠鸦片。酒张两处的烟土，不及武威的好。武威鸦片销山西，供晋人吸食之用。酒泉鸦片走平津，以为造“白面”的原料。烟如不起价，社会经济立即陷于紧张。农民的鸦片，被高利贷和商人已经剥削一回了。最厉害的，是军人每年要地方上缴多少的“官土”。
“官土”者，官家要的烟土也。收买官土，并不是自由交易性质，系派定某区缴若干，某区缴若干，区派保，保派甲，甲长派到每个农民，穷而无势的农人特别吃亏些。官土如果是二万两，农民总得多出几千两的“中饱土”，官土的价是“官定”的，“官价”比“市价”要低。这样低于市价的官价，又常常只给一半。这一半的官价，经过商会到各区，区到保，保到甲，等到分到农民手中，比原来的数目又差好些了！所以纵令烟土的市价很高，农民除了把烟土送给旁人发财外，没有旁的希望！
酒泉那点“风烛残年”的商业，军人还要和他们竞争。他们把官价收来的烟土，用军队的骆驼运到绥远，他们比普通商人要少付一次酒泉本地的烟土税。普通商人由酒泉到绥远，共上四次税：酒泉本地税、额济纳蒙古税、宁夏税及绥远的“塞北关税”（本国境内要上“关税”，不能不算奇怪！)。军人运货，本地税局只好装做不看见了。他们在绥远卖了烟土，换成茶叶、布匹等货物又运回酒泉，本地税局又不敢收税。他们并且自己嫌麻烦去销售，把货交给商会，摊到各商家，立刻又要集中现款！他们又在青海运些大黄、爵麻（按：蕨麻，又称“人参果”，味甘甜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可入药）等土产，强摊各商家，换取现金，不管这些货是否能有销场！
蕨麻
这里的官场似乎已养成一种风习，不管大局倒不倒，只要我此时此刻能弄金钱到手就行（按：从经济学角度来说，未来的不确定性越高，人们越希望获得即时补偿，反之，如果未来很确定，人们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。当时官场的风习，可以很好地说明，官员对于未来不抱什么希望）。有几个河北人在酒泉办了一个化学工厂，利用嘉峪关外玉门县的石煤原料，好容易才造出些洋烛肥皂之类，并提炼煤油汽油，成绩还很好，而特税局的人非要他们照外国的洋烛煤油上税不可！奖励这种脆弱的工业品推销才是正道，硬要用重税去摧残，试问是什么道理。大概还嫌河西一带，有了这样一个化学工厂，反而不顺眼，不如根本把它取消，倒还好些！
新疆和内地的关系，本来已经不断如缕。我们在这地方负责的人们，似乎还惟恐其不早日打断这一缕情丝。新疆到内地的商人，现在比从前少得多，而且输入的也没有重要的货物，只限于消费用的葡萄杏瓜之类，因为新疆重要出产，尽归苏联，到中国内地的是苏联不要的东西。这种贸易情形，已算可怜到极点了。怎样用方法联络新疆商人使其内向，当为目前西北的急务。然而我们的税收机关，对于新疆来的商人，除正税之外，还要多方留难，多方压迫，甚至死人棺材经过，也非出贿賂不能通行，一定要用铁钩伸进棺材去，把死尸钩得乱七八糟，才算顺意！
酒泉钟鼓楼
酒泉一带农民最感切肤之痛者，为对于军队的负担。农民每年缴给县政府的米粮，再由县府转交驻军，作为吃用，以抵销省府应给驻军的军饷（近来军饷已由省府直接放发，比较当大为改进些），各县不论有无驻军，一律把粮交军队，所以秋收时，大量的贱价粮米，尽归了军队，到春荒斗价高涨时，军队又拿粮来卖给商人，转卖农民。这种不用本钱的办法操纵粮食，农民当然只好加速度的坠入破产的深渊。
粮之外的油、盐、柴、灰、料草，……无不征发之于民间，没有“兵站”专司其事。兵站之权，又是制民死命的机构了。因为征派之缓急，权在兵站，兵站可以直接拘捕杖禁农民，所以区长保长之类，都得送款于兵站委员，否则兵差一到，这般人就会应付不了。
这样可哀的酒泉农民，每年仍然要出十几万的烟亩罚款！县政府之收烟亩款，自然不用重刑不能榨出现金了。酒泉人被无比其多的公款逼得无法，他们明知是“饮鸩止渴”的高利贷，借了高利贷十九都要破产，然而他们为“先公家之急?！”起见，仍然只好先求对付现状。又为了稍为自己安慰起见，他们养成了一种“及时行乐”的风气，不管情形怎样，有了钱在手，那管借的高利贷也罢，卖家具的也罢，即刻要用也罢，他先到小饭馆去大吃一顿再说，宁可出了馆子再借高利，亦无所用其踌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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